“妈，您别动气。我现在在开一个很重要的设计会，等我结束了找他聊聊，再给您回话，可以吗？”

女儿的声音压得极低，背景里隐约有讨论图纸的声音。

“好，我等你的答复！”

我应允下来，结束了通话，长长地呼出胸中一口浊气。

回到家中，老林看到我脸色不对，默默地去书房泡了一壶安神茶。

我陷在沙发里，越想心越寒。

我和老林都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一生积蓄颇丰，林若我们唯一的孩子，从小就是按照名媛的标准培养的。

她和周浩是校友，两人相恋多年，我们起初并不同意。

周浩家境普通，但野心勃勃，我们担心女儿驾驭不住。

谁知林若非他不嫁。

我们最终妥协，不仅没要任何彩礼，反而在他们结婚时，将我收藏多年的一幅齐白石真迹卖掉，给他们作为创业的启动资金。

婚后两年，女儿生下孩子，周浩的事业也蒸蒸日上。

他说他的父母在老家不习惯城市生活，恳请我去杭州帮他们搭理家务、照顾孩子。

我这一去，就是整整四年。

日常家里的所有开销，包括请阿姨、孩子的早教课，几乎都是我用我的退休金和投资收益在支付，直到外孙上了国际幼儿园。

女儿跟我说，她现在可以平衡工作与家庭了，我才终于能回到南京自己的家。

于是便发生了今天这幕。

说实话，当初我就对这门婚事持保留意见。

我们家虽不算顶级豪门，但女儿一毕业，我们就为她准备好了信托基金和市中心的公寓。

希望她能找一个精神层面更契合的伴侣。

但她自己一头栽了进去。

在老林的劝慰下，我才勉强同意。

小两口当初决定在杭州发展，我便动用了我的关系，请一位在投资圈的老友，把周浩引荐给了几位科技大佬。

这才有了他后来的平步青云。

我退休后，本该是徜徉于各大博物馆和拍卖会，享受学术乐趣的时光。

女儿却在一次长途电话里哭诉，说她和周浩要去欧洲做一个项目，孩子没人带，他们的事业将遭受重大打击。

我心一软，推掉了一个筹备已久的罗马学术交流会，收拾行囊就去了杭州。

孩子发高烧的夜里，是我抱着他在医院排队挂急诊。

周浩却因为第二天有个重要的商务谈判，关掉手机在酒店里睡得安稳。

我以为我几十年的精心栽培，终于让女儿懂得了家庭与责任，才将那瓶国酒作为镇宅之宝存放到他们手里。

谁能想到，这竟成了他们算计我的资产！

区区一瓶酒，竟被他当成了撬动我更多财富的杠杆！

简直荒谬至极！